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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宏杰「草根」

马宏杰,摄影师,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摄影家之一,他拍摄和记录的对象几乎都是社会最底层、最无助的个体和人群,比如风餐露宿行走江湖的耍猴人,不得不通过交易来谋求婚姻的农村残疾人,近乎赤贫的家庭和他们寥寥可数的全部家当…每组照片马宏杰都跟拍超过六年,有的甚至超过二十年。

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街头看到过这样的耍猴人?我估计可能不会很多,如果谁看到过可以举一下手——哇。

我们可能在街头看到的只是耍猴人和猴子之间的打斗,形象邋遢,就是在江湖上走动,和猴子之间的关系很莫名其妙,甚至他可能给我们一种感觉是不安全,但是,我想大家可能没见过这样的镜头。

像这些照片,我想,城市里的人一定不会知道。像这样的人,这样的一种生活,城市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讲一下这些草根人的生活方式。

我在1994年的时候就做记者,在河南做经济报的记者,后来又做法制报的记者,后来做人口报的记者,我拍这么多这样草根的照片,其实有一部分和我做记者有关系的,尤其是我在做法制报,1997年到2000年之间的时候。

法制报,大家都知道,和公安、公检法打交道,和老百姓打交道,我当时也是和老百姓打交道多,和公检法打交道,看到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民生问题。

我曾经去调查过我们县里1.2亿扶贫款消失的调查,写了一篇报道。结果后来被我们总编给pass了,就是这个不能发。调查过一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,事实都是真相,但是不立案,让我不去追究,我把它写出来以后,也是「你给我闭嘴」。

我当时我就想,作为一个摄影记者,把一种社会责任加在摄影上面,我觉得我太承担不起了,我自己都无法承担内心的压力。我看到一对夫妇,他们儿子死了,跪在我的面前,他说,求您来给我伸张正义,我真的是内心无法承受。

后来我就说,算了,我就不做记者了,我做自由撰稿人,我去看一看这些人背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,为什么会这样。然后我就把我的镜头转向了民本的一种生活场景,民本的一个生活状态。

我就做了两年自由摄影师,然后我去拍大量老百姓的生活,而且我发现媒体特别愿意用这种方式把老百姓的本质生活展现出来。

在2001年的时候,我在街头拍照,我就发现有几个人身上背着猴子,但因为天很热,六月份的时候,背着猴子在赶路,我骑着摩托一闪而过,我就马上想,这个人为什么背着猴子呢,是不是有问题?

就是一种职业的敏感,然后我就调转摩托车去追他们,追上他们我就问,我说你们是哪里的?他说我们是河南新野县的,我说你们要干什么,他们说我要扒火车,我说扒火车干嘛,扒火车去耍猴啊。

然后我说为什么要扒火车呢,他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到东北去,因为东北凉爽,猴子会干活,冬天的时候,我们会扒火车到广东去,因为那地方暖和,猴子会表演,他们就像候鸟一样,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耍猴人戈洪兴。

当时我就给他讲说,这样吧,我跟你们一块扒火车,行吗?他说,不行,你看你穿得衣冠楚楚的,不可能跟我们去扒火车,去受这个罪。我说这样吧,我一定跟你去,你别不相信我。他说我还真不相信你。

我说这样吧,我们约定一个时间,你什么时候回来,他说我们秋天的时候就回来了,我说秋天的时候,我到你们家找你去,然后咱们聊一聊,看看你的生活是什么样,我说我就想看看你们的生活,然后他就跟我说,你到哪儿去找我。

然后我们秋天的时候去了,结果路上发生了车祸,车也受伤,人也受伤,就没去成,就改到02年的时候我们去了。然后到了村里头就发现,我找他的时候,村里人基本上都不告诉我,说他家在东边,在西边,在南边,我就找,始终找不到。

后来我就发现,跟我说话的有很多这个外地的妇女,有四川口音,还有安徽口音,我就发现不对,像这张照片,这是一个牌子,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打击拐卖的一个项目。

后来我发现这些妇女都是80年代的时候,被拐卖到这个新野县的,给当地人做了媳妇,加上耍猴人他们天生的一种敏感,特别对外边人产生一种警觉,这种警觉是他们流浪于江湖的时候养成的特有的一种习惯,比较怕事,比较逃事,比较不招惹事。

后来我没办法,我就找支书吧,支部书记肯定有文化。然后我就说,你们支书在哪儿,我找你们支书去聊聊去,因为我想进入这个群体,村里人都说,支书有个养猪场,你在地里头闻着臭味就找他家去了。

后来我就找他家去,然后支书就把一个养猴厂的老板给我找来,我和猴厂那位老板,在他们村里谈话谈了7天,7天之中就是为了和他们沟通,为什么,消除他们对我的不信任,后来他就把这个耍猴人杨林贵给我找过来了,这就是那一年的杨林贵,12年前的。

然后我就告诉他,我说杨林贵,我跟你一块去扒火车去,你愿意吗?杨林贵说不是我愿意不愿意,而是你愿意不愿意,你能想到扒火车是什么样吗?我说我想象不到,但是我说你敢去,我就敢去。

后来我和杨林贵达成了协议,他说他在十一月底出发的时候,他会给我打电话,我跟他一块扒火车到成都去耍猴,我看看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。

杨林贵后来就给我打电话 23号,在2002年的10月23号给我打的电话,我当时非常犹豫,你们想得到扒火车会是什么样吗?你们看一下扒火车是什么样。猴子上火车比人爬得快,大家看到没有,上面是三万七千伏的高压线,那个要碰着的话,瞬间可以把人烧为灰烬。

这个也是我跟他们睡在车上的一个镜头,这是带着猴子,因为要选一个好的镜头很不容易,这也是很冒险的一个行为,像这样的场景,说实在的大家可能根本感受不到,因为要扒这个火车的时候,他没有钱,他们只能坐这种火车。

过去叫扒荒车,扒荒车,然后没有吃的,拿一个塑料桶,灌10公斤的水,蒸一些馒头。当时喝凉水,吃馒头,在火车上,就这样。要过三天三夜,我们要扒到成都去,如果要扒到新疆去,可能要七天七夜。

所以说我当时跟他们一块上了火车以后,我就在想,生活实在是不容易,我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区别,我的人格高尚不到哪儿去,他其实牵了一只猴子在赚钱,我拿着一只相机在生活,我想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。

可能在座的各位没有感受,我们其实是活在城市里头,但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,就是为了一口吃饭,只有活着我们才能讲究今后的生活质量,中国有两亿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,像他们一样,那么他们生活是什么样呢,我想把它展现出来让大家看一下。

我们一路就像这样扒火车,扒这种车也好,扒这种车也好,然后一路扒到成都去。中间在安康被警察给抓住了,警察一抓住的时候然后我就下来,我说我跟警察说。耍猴人看见我跟警察说,赶紧跑,他们把我扔那儿就跑了,他们知道警察不会把我怎么着。

我就给警察讲,我说这些人是我跟踪的一个对象,我要看看他的生活。他说,你是不是也有病啊,这种人的生活就是下九流的生活,他们有什么可看的呢?

我就无法给他解释,我说你就宽容点吧,他说我就不明白了,四川的猴子为什么让河南人给耍了。我当时我就说,是吧,河南人老实,河南人不会耍人,只会耍猴,您就给宽容点吧。

我觉得这个警察还是很宽容的,就放了他们走。我们就在那儿下来去吃点饭,冻得要命,再坐地方还得扒火车,因为这个货车是一站一站的停,它不是说一下就到成都了,到了安康停下来换车,我们就换一趟车,到广元又要换一趟车,到了广元被警察抓住以后,我们还得扒。

怎么办呢?警察就在外面看着,不让他们扒,我说那是这样,我得去找警察协调一下,要不然不让扒怎么办呢,要等到夜里头。我说,警察,你挺宽容的哈,他说我是啊,我得应该守住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啊。我说是这样,车头得守,车后面也得守,我说车后面不是也得出事,你得看看去。

然后这个警察一听我这话就知道什么意思了,有节车厢过来以后,他就给挂上去以后,这警察就跑后面去了,我们就赶紧扒上去了。扒上去车一开,我就一露头给警察摆了摆手,我内心其实非常感谢他。

然后在成都就耍猴,他们挣来的钱放在哪儿,放在馒头里头,谁都不会想到,他们背一口袋脏馒头里面是有钱,这也是他们藏钱的一个办法。当然这是12年前了,再往前,过去在旧社会的时候,或者民国耍猴的时候,他们把钱藏在这个箱子的暗匣里边,这是藏钱的地方。

他们这种生活,只有我进入他们的生活,才能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你看,在外边就是煮点挂面,和猴子一样吃饭,猴子和人是一样的,他们有个规矩,就是猴子要吃第一碗饭,在成都的时候,我们就住在这个桥下面。

我觉得这辈江湖人有一句话说「盗也有道」,他们把我放在中间,说你是比较,在他们看来我是贵人,你睡在我们中间,就睡在桥下,他们护着我,防止我相机什么的晚上被人偷走。

然后这是被警察抓的时候,我就给他去协调这个事。他们其实挺不服气,他们认为我生活在最底层,杨林贵的那个格言就说,第一、我不跪在那儿,第二、我不偷人家,不抢人家,不干杀人越货,我就是凭我的手艺来挣钱的。

这张照片我不知道各位都看过没有,就前一段,这几个新野县的耍猴人,被黑龙江牡丹江市林业公安局给拘留了,以他们贩卖野生动物为由把他们给刑事拘留。

这个事情当时我在休假,他们县里头的一个猴协会给我打电话,然后就告诉我这个事情,因为我跟踪了12年,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可思议。我觉得法律上对这些最基层,乃至于就像讨饭吃的人,去施予法律的严惩,这在过去都没有,在民国都没有。

现在为什么会这样?然后我回来以后就给他们林业公安局的一个陶警官打电话,我告诉他,我说,耍猴的人我已经跟踪了12年,这个猴子在他们家里已经是数代繁衍。因为新野县是吴承恩曾经做过县令的地方,新野县的汉墓出土的汉砖上面都有耍猴人和猴子嬉戏的场景,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。

我们历史上讲过「百戏兴于汉」,那么这个猴子在他们这儿,也是世代繁衍,他们爷爷的爷爷都在这里头,就在以耍猴为生,我说你不能用完全的法律条文去制止去制裁他们,因为法律上面是收购、贩卖、运输,他们只把耍猴人定为运输,非法运输,这个自己家的猴子带出去耍猴挣碗饭吃,本身就不容易,你为什么非要把他这样。

我说你看看我的博客,这样的话就有助于这个事情人性化的解决。我说法律是什么,不就是捍卫良知,弘扬良知吗,我希望法律对他们的处理,体现出更多的良知出来。然后这个警官告诉我说,「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的」。

但是后来事与愿违,还给他们刑事拘留了35天。35天之后,就要他们出来,出来以后他们就去要猴子,这个里头有一个原因,警察去抓的时候,旁观者观众就不干了,100多人上去从警察手里把他们4个人抢走,救他们走。

因为群众看着说他们讨饭的人,你干嘛要抓他呢,就和警察发生了一种冲突,然后猴子也就扑上去,要抓警察,猴子护主人,然后当时的一个警官告诉我说,你信不信我把你猴子打死。

后来这只猴子就死了。这些耍猴人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,这个猴子就死了。他们出来以后就去要猴子,因为猴子在他们眼里头,一只会表演的猴子是一万多块钱,在家里头,可能就是他们家最主要的成员,就像牛一样,或者一个劳力,一个财富的来源,他必须要回来。

因为有六只猴子被扣,他们就要,要了当时就不给他们,不给他们就怎么说呢,这个我们要研究,就反复推脱。其实他们不知道正是因为这只死猴子,造成了这个事情的无法解决,因为你公安是以保护野生动物为名,把这个猴子扣留,结果这个猴子死了,怎么给你交代呢?

那么就得把你判为有期徒刑,然后第二次就把他们再次关进监狱,判他们贩卖,运输野生动物,但是免于刑事处分,这样就给他定罪了,定罪同时就给公安部门一个合理的解释,我没收猴子,这个猴子死都是正常的了。

但是这帮人被免于刑事处分以后,又去要猴子,这是鲍风山看到这只猴子的时候痛哭的一个场面,因为这只猴子给他们家养活了两个大学生,两个大学生的学费都是这只猴子给挣来的。

当时,这个事情受到了中国很多媒体的关注,媒体关注以后,在今年的1月份,黑龙江法院森林公安和森林中级人民法院,把他们四个人改判了,改判他们无罪,但是这只死去的猴子至今还没有赔偿。

我们对待这些未知人的生活,未知人的行为,就不能以这个,我们现有的生存的地理环境,我们现有的文化程度,我们的生活方式,去片面地要求他,你为什么不去打工,你为什么不去做生意,你为什么非要这样。

还有所谓的文化,我们可以说活字印刷是文化,我们的年画是文化,我们的京剧是文化,我们古老的作坊和手工制作是文化,那么耍猴呢,也是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所谓的文化最基本是什么?最基本是老百姓生活的一种方式,生活的一种技巧,我们把它上升了就是一种文化。那么这种文化一旦被更便捷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时候,这种文化就会消失。之所以这些人还在延续耍猴的方式,是因为这个地方本身贫穷,这个耍猴的技艺或者说手艺,还能为他们赚一些钱来,让他们贴补家用。

他们对待猴子是这样的,他们每个人告诉我,不光是杨林贵,还有党有娇,那个女耍猴人。然后她就告诉我说,猴子对我们家是有恩的,我们不能不知道感恩。猴子死的时候,我们要给它穿上我们自己的衣服,埋在我们自己家的地里面,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。

我想大家可能不会想到,这个选题其实是我自己拍摄的大概十几个人,就是关注人类选题的其中之一。我再讲一个,大家可能也会看到《西部买妻》一本书上,我跟踪了20年,从这个孩子18岁的时候开始。

他有小儿麻痹,因为在当地找不到老婆,家里人就忙着张罗着给他找媳妇,但是就不好找,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,就是小时候得过大脑炎的。就这个,然后结了婚了,但是不跟他上床睡觉。

那怎么办呢?这是安定,放十几片安定让她喝,就希望能把这个房给圆了,圆房。我昨天晚上吃了两片安定就把我放倒了,十片安定居然放不倒这个女孩,她可能脑袋有问题,这个婚姻就持续了大概一年的时间,俩人就离婚了。

离婚之后就到宁夏去,宁夏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,大家知道西海固,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,那个地方的姑娘愿意嫁到像内蒙、内地去,生活条件比较好,有水,能吃饱,能吃到肉。

然后怎么办呢,我们介绍了一个以后,我们在那儿,我跟他在宁夏待了两年,反复见了有一个排的姑娘,一个排的女孩,最后终于成了。花多少钱呢,一万一千块钱,这是给她们家的一万一千块钱。

但是,这个女孩来了以后没多久,就发生了很大的差异,因为他们不是一个地理环境当中的,很多小偷小摸的行为出来了,很多没有礼仪的行为出来了,后来就被赶走了,赶走了又去找,因为家里的钱都归这个老三,有两个哥哥。

后来还被骗了一次,当时是2004年被骗的,我在云南的时候,家里人告诉我说,又找了一个,结婚了,你回来吧,我就往回赶结果到家呢,就发现什么,这个女孩跟他举行婚礼的当天,就说,哎呀,咱们结完婚了,送我哥哥和嫂子回家去。

结果到火车站以后就,失踪了,骗了几万块钱。我当时通过铁路公安在整个这条列车上去抓,都没有抓到,他们肯定不是坐那个车走的。为那个事情,老父亲直接给气死了,就他的婚事。

这个是后来,在06年07年的时候,就重新又找了一个,这是最后一个,终于为他家生了一个儿子。我们生活讲究什么,讲究的是情,缘,生活的质量,但他们看来不是那样,我只要能圆满地让我结婚,圆满地有了后代。

这是我昨天刚刚审过的一本书。这也是一个家,「中国人的家当」,就是我在中国拍了11年,在中国各个省拍了46家,每个省至少有一家的,我就想把中国老百姓,最基层的百姓,家里有什么,把它给搬出来,晒一晒让大家看一看。

你说我去找一个贪官的人家,我说你把东西搬出来,他搬吗?他肯定不搬,找一个煤老板,他搬吗?他肯定不搬。但是这些百姓们,我只要拿着照片一去,我告诉他,我说我要拍什么样一张照片,他们一看,哎呀这么好啊。

然后,你拍这张照片什么目的呢,我说就想看看你们家有什么东西,用照片让大家都看一看。基本上我遇到的百分之百,他们都愿意说,搬。你像这户人家是我10年前拍的,但是我后来发现,我10年后去的时候这个家庭没有丝毫改变。

他们家因为在凤凰的黄石桥古城里头住,家里头就种了几亩山地,当地没有乡镇企业,什么都没有。我这本书出之前,我又拍了一张10年后的照片,跟这个照片完全一样,家里就多了一部电视机。然后我就想,这些人的生活,说实在的,代表着中国现阶段至少一个基层百姓的家庭状况什么样的形势,我觉得这种形式是最好的。

但是这个家庭,一个是11年前我拍的,是北京顺义的人家,他们家有两个大学生,他们家的后代都受到了高等教育,这两张照片是10年和10年后的原位对比,家里头你可以看见房子已经雕梁画栋了,不用考虑他们家里头内容是什么。

所以说我就,我记得老杨曾经给我说过一句话,说我们这些耍猴人,我们这些下层阶级的人,能出去耍个猴,能挣个钱,能不给政府添麻烦,我就很知足了。然后我就想呢,人生活在世俗当中,不可避免的有阶层,有贫贱,有富贵,但是这不能作为我们对未知人生活的一种判断和指责。

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的时候,我们更多的是什么是理解、包容、帮扶,我关注这么多家庭,乃至关注这些耍猴的人,其实最终就是这样一个目的,告诉大家:中国是一个很富裕的国家,GDP是全世界第二,但是我们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下,我们能不能用一种宽容的姿态,理解的方式,帮助的方式,去让他们改变呢?

这就是我这次的演讲的目的,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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